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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六国虽然亡了，但是对大秦有仇恨心态的人并没有死绝。在这么一种现状下大秦其实是该进行国策的调整，用至少三十年的事情来保证“天下无事”，偏偏那是大秦无法办到的事情。

    以现实情况而言，无论是南征还是北征都是出于实际需要，毕竟南方的百越一直在向北蚕食和袭扰，北方的河曲干脆则是被匈奴纠结一些草原部落实施占领，是现状迫使大秦必须出兵征讨。

    针对国策的改变很困难，依法治国从秦孝公时代变革开始，经历了几代君王的坚持，法制已经深入到秦国的方方面面。因此秦国可以说是“法家天下”，依法治国是秦国的根基，不容轻易改动。

    国策的改变难以进行，那么在统治六国旧地上必然是存在矛盾。六国与秦国的社会环境、思想、理念等等方面都存在差异，严酷的法制之下六国人短期内不适应是很正常的。

    扶苏曾经劝过始皇帝，对于亡了国家的六国黔首应该给予一段缓冲器，可以讲秦地与六国旧地的治理方式暂时分割开来。

    要是按照天朝的理解方式，扶苏是在劝导始皇帝执行类似于“一国两制”的国策，可是依照始皇帝的个性怎么可能去执行那样的方案。因为这么一件事情始皇帝甚至认为扶苏不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。

    没有在国策上进行灵活性的改变，甚至是因为一些原因大秦一直苛刻地对待六国黔首，这样一来大秦对占领区的统治其实是建立在强悍武力的压制上面。

    大秦的基本国策，也就是法制制度再加上耕战制度，注定了秦国的强盛，可是事情在一统天下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历史事件，正是那件事情让秦国最强悍的一面有了裂痕，而那件事情就是中央绝对集权。

    分封制度已经在华夏大地进行了接近二千年，是从夏的建立就存在的事情，君王与领主们共同来治理国家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，一时间要废除领主制，那么要让多少人的利益遭受到损害？最为夸张的就是一旦中央绝对集权成为事实，那么天下的生杀予夺就完全是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，除了皇帝之外天下人皆为奴隶。

    始皇帝的威望无人能比，他的权威也注定了反对中央绝对的集团成为风险极大的事情。其争论中央是不是绝对集权的过程中，始皇帝罢免的朝臣和杀掉的臣子并不少见，因此也就出现了大批量原本在统一之战立功的功臣急流勇退的现象。

    功盖三皇五帝，谓之皇帝，始皇帝要的是绝对的集权，是那种扣除天宪的绝对权威，一人可手掌天下，一人可定天下人生死。其实哪怕是没有进行中央集权制，始皇帝的权威已经到了那一步，只不过是想从制度上进行确认罢了。

    进行中央集权的时候，大批量贵族的权益遭受到损害，大秦统治阶层从那一刻起就产生了分裂。不再是那么的同心同德。其后所带来的影响更多，天下的一切都属于皇帝，那是不是天下再没有私有财产，包括自己的生命、家人、财帛、土地都得不到安全保障？

    人都是有智慧的存在。人也都是自私的存在，拼死拼活是为了使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可是一切的努力随时都可能因为统治者的一句话变为泡影，那么努力还有什么用？

    一种极度没有安全感的思想产生了，再加上大肆的赋税征收和徭役征调。秦国的基石遭到动摇，之所以没人发动叛乱还是暴动，只是因为权威极盛的始皇帝在位，可是内心里的失望可想而知。

    一连串的国策在选择上造成的失误，恶果以一种非常迅速的速度显现出来，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那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的大秦劲旅“消失”了。

    如果历史没有因为吕哲的出现产生变动，秦国依然还是会以极快的速度失去对六国占领地的控制，秦国面临亡国的时候秦人也会冷漠地注视，那是一连串的错误抉择所带来的，并不是一件事情或者两件事情上的失误造成。

    秦地黔首对大秦中枢感到失望。还有比这个更加可怕的事情吗？没有了，若是连统治下的民众都对统治集团感到失望，这个国家的根基其实也就已经是腐烂状态。

    扶苏上台之后极力想要扭转局面，让治下的黔首重新恢复那种众志成城的局面。可惜的是破坏黔首对统治阶层的信任极为容易，想要让黔首重新产生对统治阶层的信任却是异常困难，特别是秦国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，扶苏很多时候面临的是有心无力的局面。

    弊端很多时候不是不知道，只是改变起来太难，扶苏经常能够听到类似于“汉王哲的崛起是不幸中大幸”的说法，无非就是汉王哲出身于秦人。若是六国的任何一个人成为新兴势力的统治者，秦国所要面临的局面肯定比现在更为糟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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