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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　　倘若罗马教廷继续强硬或是不怎么开窍，极有可能引发法国对教皇国的第二次武装侵犯。因为当今的欧洲大陆，除了孤悬海外的英国外，没有哪个国家敢于违背“欧洲征服者”的意愿。

    　　就连忠心耿耿的瑞士近卫军指挥官，鲁道夫-弗利卿上校，以及庇护六世的心腹，红衣主教史宾那，也在前法国特使絮歇的政治压力下，不得不选择主动离职，离开了梵蒂冈，离开了罗马城。

    　　即便是这样，即将从波兰返回巴黎，而中途停留于柏林的安德鲁执政官，还是认为双方代表的办事太慢了，无法体现他的个人意志与宏图计划。

    　　不久，第一执政就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《柏林敕令》，要求协商地址在1799年4月前，从教皇国的梵蒂冈，迁移到法国的巴黎。

    　　此刻，教皇国的特使团是以红衣主教孔萨尔维为主。3月25日，12人组成的天主教代表团如期抵达了巴黎。

    　　在修缮一新的杜伊勒里宫，首席代表孔萨尔维同其他外交使节一起，受到了法兰西第一执政官的隆重接待。

    　　而且，这位来自梵蒂冈的红衣主教，第一次公开出现在杜伊勒丽花园时，在巴黎市民中顿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

    　　当天，第一执政就与远道而来的红衣主教在午餐后，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，整个过程持续了4个多小时。

    　　一开始的时候，安德鲁的语气有些严肃，然而等到进入下午茶时间，征服者越来越变得和蔼可亲。但另一方面，随着安德鲁的态度的缓和，他的要求却变得强硬起来。

    　　在接见结束时，第一执政直接催促孔萨尔维务必在五天内，签署一个对罗马教廷颇为不利的条约文本。否则，共和国就将停止谈判，并借用法兰西宗教管理委员会，来全面替代罗马天主教。

    　　在三日后的一次接见中，安德鲁用看似随便的口吻，再度道出了同样的决心。

    　　当孔萨尔维坚持要拒绝接纳宪政派教士，重新回归正统天主教的强硬立场时，安德鲁轻描淡写的笑着说：“大家都知道，要是一个人不能与上帝达成协议，那么他就会与魔鬼取得妥协了。”

    　　于是，红衣主教就妥协了。

    　　宪政派教士，也叫做宣誓教士，与之对应的，是拒绝宣誓教士，或是叫做正统派教士。

    　　所谓的正统派教士，特指在法国大革-命中，拒绝按照1790年法国《教士的公民组织法》宣誓效忠国家而不是教皇的教士。

    　　这些教士在1793年9月出台的《嫌疑犯法令》的判断下，被武断的认为是叛国者，一部分被杀害，或被迫流亡，或被驱逐出境；另一部分则选择留下，并在转入地下的教会中活动，以完成他们的卫道使命。

    　　那些懂得妥协的宣誓教士中，很多人也主动或是被动的参与到对拒绝宣誓教士的迫害。而且从1793年的下半年开始，随着雅各宾派极左势力的上台，尤其是《嫌疑人法令》与《牧月法令》的相继颁布，投靠巴黎的宣誓教士在法国政治与宗教生活中，也是一天不如一天，仅是勉强维系着，依然有上断头台的风险。

    　　因此，如果罗马天主教能赦免，或是忽视他们在那个“非常时期”犯下的罪责，大部分的宣誓教士还是愿意与不宣誓教士，再度合为一体，继而彻底结束法国天主教的分裂格局。

    　　作为革-命之子，安德鲁当然不能让宣誓教士（宪政教士）主动认输，因为会丧失大革-命对罗马天主教的各种胜利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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